瓯江夜游时间「温州瓯江上的大船」

过去的人在工作旅行之余，都会写下一些散文、小说、诗歌，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时候这些记录也会是视觉语言。2015年3至5月，我走访了浙江东、南五十多个市、县，以及若干个乡镇，留下一些碎片的、零散的观察，以期对浙江有个浮光掠影的认识，更多的文字以Lonely Planet 《浙江》一书呈现出来（从2013年以来，我一直是孤独星球中国系列的作者之一），而陆续发表在这里的记录是琐碎的、间断的，甚至前后矛盾和错误的。

鳌江夜晚的三轮摩的。本文图片摄影除特殊署名外均为 丁海笑 图

鳌江

一条蜿蜒的鳌江分开两镇，江这头的鳌江镇属于平阳县，那头的龙港镇属于苍南县。

我在鳌江镇上的一家快捷酒店里住，清晨在房间里推开窗户便能看见对面的龙港镇，高低不平的楼房，也不知道究竟属于哪一个镇。江面上停着许多集装箱货船，和夜里烟雨朦胧、漆黑一片的小镇全然两样。

这里并没有旅行者所向往的异域情调，但对我这样在丘陵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港口与岛屿依然保存着某种神秘感——电动车、三轮车、手推车、乡村巴士、的士，横七竖八的让人目光缭乱，偶尔还有辆路虎或宝马从旁边一条小巷里冲上来。在温州地区旅行，时常会感受到这样平民化的生活气息，所以自古温州出的文人都有些接地气，譬如被温州人津津乐道的诗社“市井七子”，就由菜贩、营卒、茶馆役使、鱼贩、铁匠、银匠、理发师组成。

浙江的城镇总是很早便苏醒了，5点是喧嚣的开始。人们同样也睡得早，严格遵守农耕时代充分利用日光的作息规律。

宾馆旁边有一条狭窄的塘古街，街上有一排小店。相对晚上冷清的主街，这里看上去门庭若市。我凑过去一瞧，都是金店，顾客但大多数是中年男女，大概“买金”也是娱乐之一。问一旁摆酸辣粉摊（一碗的价格是7-11元）的阿姨，回答说似乎每晚都这样，并没有什么促销活动，价格也和外面一致，甚至还要贵点。在更偏僻的南雁荡边的乡村，其人口已衰落到不足以“村”为单位去指代了，我也见过同样夸张的金店，当地人还是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储蓄价值、彰显财富。

温州人对黄金的喜爱，早已有所耳闻。当然近及亚洲，远到世界各地都一样，韩国的青少年甚至会让所有镶过金牙的同学建一个聊天组。我常常会对他们这些有些“过时”的崇拜感到震惊，因为烤瓷牙早已替代金牙作为更优良的牙齿修复材质了。

鳌江镇街头即景。

不要小觑这个自称百年商埠的大镇。鳌江港早在秦汉时期便与中原及沿海港口有交通往来，从唐宋到晚清，鳌江沿海一带常接待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的船只进港避风和进行商贸活动。

1923年，现代港口建立，开辟了至上海、基隆、大连、湛江、汕头等航线，荷兰、英国、葡萄牙等国家的外轮也经常进入鳌江港进行通商贸易，鳌江成为了当时浙南、闽北地区的主要物资集散地和出海口，被称作“瓯闽小上海”，跟温州一样，依托港口的便利较早诞生了西式近代商业建筑，现在还存有壬泰商行旧址等老建筑。

老镇的街道又旧又窄，任由绿色的三轮车横冲直撞。在不远处，便是崭新的高铁站和万达广场。晚上八点一刻，必胜客和星巴克里人满为患。新建的万达广场像这座古港上的一座孤岛，四周都是空旷的、拆建中或未完工的工地，旁边的地产项目直接打出“跟定万达”的广告标语。非行政中心所在的镇，拥有这么一座万达广场级别的商业综合体，似乎并不多见。

鳌江镇上，还有许多和华侨、台胞相关的餐馆、宾馆，门面看上去并不怎么好，好像“洋气”、“国际化”只是一厢情愿的口号，但也能看出些许诚意和曾经进行的尝试。1994年5月，鳌江经批准成为国家二类口岸和台湾渔轮停泊点，并在鳌江镇设立了海关、商检、口岸等涉外机构。

在浙南，由于市民经济的庞大，你能领略到几近夸张的城镇聚落：没有明确的城市边缘，也没有所谓的中心城镇。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往往受到政策倾斜，所以随着资源分配微妙的转移，“镇改市”、“撤市立区”已经迫在眉睫，鳌江镇也不例外。

山海相间的温州，连绵不绝的中雁荡山。

龙港

温州在浙江自成一格，这是一个由渔夫与山民构成的地域，浙、闽文化的交融也滋生出独特的温州文化。连绵不绝的山脉切碎了瓯江和鳌江原本就不多的平原，也使得温州地区的海岸线显得更加崎岖。鳌江与龙港都是温州的城镇。“鳌江”一名的来历，据说是因为涨潮时，江口波涛汹涌，如有巨鳌负山，故易名鳌江。但龙港镇的人不愿将门口的那条江称为“鳌江”，民间仍叫“青龙江”。

鳌江镇与龙港镇存在着双头蛇式的发展，江的两岸，有名字相同的两所经济型连锁酒店隔江对望。事实上，能进驻温州乡镇的连锁快捷酒店屈指可数，密集的小宾馆顽固地挤压着它们的生存空间。在百度地图上，显示两个相同职能的市政公园、客运中心、中心商业区和与此对应的行政中心。当然按它们的城镇规模来说这不足为奇，更为独特的是西藏的那曲，因为那曲镇同是地区、县机构的驻地，所以隔着几步路的距离，你会发现两家名称相同的银行、邮局和单位。

夜幕下的瓯南大桥。资料图

而鳌江与龙港，就在不久的过去仍靠轮渡相通，因为各属不同的上级，互不想先开此河来修一道桥，这样的事情尽然发生在有“廊桥之乡”之称的浙南地区。鳌江一桥建成于1988年，现已几乎称为危桥，2007年建成的跨越鳌江的升降式桥梁，两地还在为究竟是“鳌江大桥”还是“龙港大桥”争论，最后只得命名为有些莫名其妙的“瓯南大桥”——鳌江与瓯江是两条相对独立的水系，而瓯南显然是取瓯江之南的意思。

龙港镇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城”，总人口已达到50万，在中国的大镇中名列前十。曾经的龙港一向被人认为是“温州模式”的代表之一，和全国许多城镇的造城运动一样——“一靠嘴皮，二靠地皮”，卖地集资让龙港在30多年中迅速崛起。

与百年鳌江相比，龙港是完全新兴的一个城镇，因为背靠鳌江，和大多数中国沿江城镇一样，江河是过去阻碍城市发展的天堑，江的另一边往往与荒芜无异，过去的龙港人坐渡船跨过鳌江到江北才算是进城，但现在，可能要有些颠倒了。

温州五马街上的西式近代商业建筑。

消失的地理边界

在浙江，有很多极其庞大的乡镇，它们自成体系，甚至无法弄清楚他们的边界。而很多乡镇在急剧萎缩中，有的在山里、岛上的乡村极其分散，它的常驻人口也许需要重新统计。

除了行政村外，每个山头、海岛都被分成若干个自然村，它们有着各自更方便的名称，同属一个上级行政单位，在经济、亲邻关系上甚至是分离的。海岛上的那些镇、村的行政划分就更加让人混淆了。许多旅行者去了一个地方，却搞不清楚那个地方究竟叫什么。

有一次，在千岛湖边的一个村子，当地人给我说了五个名字，他们对每一个名字都有着特殊的情感，但没有人能说清楚究竟哪一个名字才是正统。

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浙江，每个镇上都有一两家企业独大，并在周围形成庞大的生态链。当这些企业成为全国、国际企业后都选择了隐藏它的发源地，变得全球化，但如果你亲临当地，还能时不时地发现这些企业的影子。特别是在我旅行到过的那些陌生的地名，会突然蹦出一些熟悉的名称。

当你踏上驶往玉环县大鹿岛的苏泊尔号游船，你会猜测他与苏泊尔的关系；路过宁海县时，你会看到在办公、学习文具用品中无人不知的得力集团；在苍南县有在中国各地的超市与雀巢炼乳竞争的的熊猫乳业；在浙东、南乡镇，经常会看到的雅戈尔专卖店，我还在宁波的东钱湖边找到过一个叫“雅戈尔”的野生动物园。许多地方也在依托民营经济的发展，譬如台州塑料王国、义乌小商品出口基地、绍兴轻纺市场、宁波航运、杭州电商……相对于这些，温州的区域标签并不明显，倒是远赴海外的温州人自成一体，被称作“温州商人”。

玉环县大鹿岛，由礁石和悬臂构成。

除了那些隐藏在不起眼的乡镇间的世界工厂和品牌，温州更像是一个由乐高积木拼接起来的村、镇、区、市，而这些不同等级的地名，常常不加区分出现在日常话语里，常常会让外地人犯下错误，而有的地方则将错就错，以错误的名称代替了旧称。

在不同的语境下，推动中国城市变革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市民、地产商、政府还是来自企业？而作为一个在飞速变动的时代的旅行写作者，我的写作或许永远是某种“过时”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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