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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又不失勇气 创新却从不彰显自己的品质「而不失」

发布时间:2023-05-26 09:04:38 来源:搜狐

◎胡薇

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具有高度的艺术完整性与辨识度,在以总导演焦菊隐先生为核心的艺术家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形成和确立后,70年来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但时代环境、艺术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在不断敦促着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在积极传承、发扬人艺传统的同时,努力开拓多元的艺术创作之路。

任鸣导演在自身的导演艺术创作中,效法前辈民族化、本土化的艺术探索,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打造戏剧精品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重要目标。他融汇古今、结合带有东方戏剧特质的多种元素,努力建立具有东方审美体验的“东方戏剧”美学,并以当代视角切入对作品的解读和阐释,运用混合、化用、拼贴等方式将传统和现代相糅合,从而让舞台呈现兼具着传统韵味和现代气质。

表面看来,话剧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创作在当下已经被广泛倡导并诉诸实践,但从实际的舞台演出呈现来看却似乎不尽如人意。有些创作者只是直接把一些民族元素、传统戏曲的外在形式勾兑进了演出,并未真正注重其内在的有机融会;更多的只是将民族风格的多种元素或是表现形式简单地加以堆砌、拼贴,反而使之与话剧本体“两层皮”。由此往往导致作品只得其形却尽失其神,从剧作本身到演出呈现,都缺少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内涵和气质。

如此,许多缺少灵魂的戏剧作品被批量制造了出来,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佳作却并不多,出现了戏剧市场持续繁荣、创作较之以往获得了更多的自主及自由,但艺术作品的品质反而下滑的现象。

反观任鸣导演的艺术创作,却是数年如一日,不仅用实际行动坚持人艺传统,自觉沿袭焦菊隐先生等前辈所开启的中国话剧民族化道路继续前行,同时也兼顾着对现当代舞台语汇的吸收和借鉴,始终遵循艺术规律,不跟风、不媚俗、不跃进。他不断探索和追求,力图在当代的戏剧舞台上,以民族化为基础,在完成现代精神表达的同时,兼容东方的美学精神、戏剧思想、哲学思想和表现手段,从而呈现更具广泛代表东方文化精髓的舞台表现风格,突显出自身在舞台艺术上的努力深耕与美学追求。

实际上,杂糅着东方元素与气质并以当代视角和解读方式统率全剧的多种尝试,在任鸣的导演创作实践中早已开始。其间,任鸣导演对于舞台演出整一性的努力,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而且,除对外在呈现形式的重视,任鸣还非常注重发展民族的艺术形式、民族的审美和戏剧手段,以及对作品文化情怀的表达,以便站在精神的高地上不断提高自己,排出有情怀的戏。

因此,任鸣导演的创作,从不以彰显导演的创新或是导演手法为目的,而是尽力地把所有的导演语汇、技术、手段等都化在舞台上,把导演设计的各种外在的形式都化在演员的身上,不强调导演自身的技术,不突出导演的存在感,从而也让自身的舞台语汇形成了由外而内、不断内敛的演变轨迹——从直接借用戏曲形式、化用戏曲元素等外在的形式展示,逐渐转变为化用、吸收成为作品中内在的韵律、韵味。

随着创作的推进,突破表现历史题材、历史人物的剧作既有的表演范式和空间格局的创造,固然是任鸣导演创作时的一个侧重点,但他在创作中最为重视的,无疑是其对于贯穿始终的当下视角的运用。古今的结合、对照,借助古人故事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以当下的视角审视、重塑或是重新阐释创作者心中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从而既给出创作者自身的个性化角度,也拉近历史与当下的距离。

可以说,由于当下视角的融入,丰富并拓展了作品的视野和格局,而寻找剧作与当代观众精神世界的契合点,以人物的自我挣扎、反思、认知变化等映射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思考与困惑,反映着创作者在当下的思索。从而在让观众反思当下的同时,借助时间所赋予的与历史间的距离,达到更加深刻地揭示人性、反映社会的创作意图。

任鸣不断寻找和挖掘能够开阔视野、拓展思维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着力于让极富民族精神内涵和民族特色的外在呈现有机结合。而与此相对的,是一些作品未能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传统方面入手,不关注内在的、真正作为戏剧艺术本身所应具有的精神性,过于注重外在形式的改变,盲目追求表面的现代化。因此,只有正确把控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度”,才能避免在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探索中与民族的内在精神与文化传统的脱节。

不论何时,若想真正完成民族化、本土化的舞台实践,无疑应重在民族精神的重新张扬和复归,而非仅是一些舞台手段、戏曲形式或中国元素的频繁使用和点缀。优秀的剧作可以引发思索,而与之契合的舞台呈现则能让这种精神力量的传递变得更为有效。

任鸣导演在其多年的探索中,坚持追求文化品格和社会担当,采用中国传统故事素材,以情言志、以今观古,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融会多元,注重中国戏曲以及东方各国传统戏剧的内在韵味和节奏,有的放矢地以开拓民族化的多元表达为己任,在为当代中国戏剧舞台打造出一系列内容深蕴民族特性、外在呈现上富于东方美学意味从而颇具个性化的经典作品的同时,其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及严谨而又不失勇气的创作态度,尤其值得当下中国戏剧人关注、研究、学习。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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