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劣迹的艺术家「不被理解的艺术家」

艺术与道德：苦乐参半的交响曲

杰西卡·罗格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讨艺术与道德的复杂关系。

过去几年来，我一直对下面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艺术家一辈子的作品能构成他的人生吗？”

最初，我心里想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在人的公共生活与其私人生活之间存在一条边界将两种生活隔开，你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平衡，似乎作者职业上的成功可能弥补其个人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上的某种缺陷，比如才华横溢的画家或作家的辉煌艺术成就能弥补他作为糟糕丈夫或妻子的生活遗憾，是吗？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重要问题。不错，人人的确都会做出很糟糕的选择，若糟糕的选择因为公众人物而大白于天下，站在对明星大腕充满羡慕的公众立场上思考一番如何作出适当的回应似乎还是很有用的。

虽然有人或许采取这样的立场，即我们很容易将伦理选择与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即使发现有些人很坏，仍然继续支持他们的工程或者欣赏他们的成功，对此，我不敢苟同。为了缩小运动场地，我将仅举若干与艺术和娱乐相关的例子，虽然这样的例子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

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其著作《道德运气》(1981)中讨论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时，提出了这类问题。高更抛妻别子独身自前往南太平洋塔希提岛（Tahiti）画画。威廉斯将这个议题置于以“道德运气”为名的框架内---这个观念是有时候道德后果归功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威廉斯有关高更的道德运气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他没有成功地画出闻名天下的艺术作品，即便我们还记得他这个人，可能也会用更加严厉得多的方式看待他的选择。

但是，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也是”（the #metoo movement）这场反对性骚扰的抗议运动的情况下，我发现这个核心问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我认为在本质上这个议题并非道德运气问题。

即使仅仅从艺术世界来说，我们发现有很多行为糟糕的例子，比如我第一次对该议题感兴趣，就是非常失望地了解到儿童文学家苏斯博士（Dr Seuss）的婚外情可能导致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自杀。

在得知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是多么可怕的丈夫和父亲之后，我也对他感到非常失望。拜伦的乱伦（拜伦于漫游欧陆归来之后，和他的异母所生的姐姐奥格斯塔如何的交往日密，以至于私生了一个女儿---引自梁实秋散文“拜伦”译注）、毕加索一生对待女性的恶劣态度等等，这个吓人的清单可以一直说下去。

数量多得令人吃惊的坏蛋曾经创造出名扬天下的杰作，这似乎是没有办法抹去的现象。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回应这种披露。

画家保罗·高更戴帽子的自画像（Paul Gauguin , 1893）

最初，我采取了功利主义者的立场：如果从整体上看个别艺术家的生活似乎可能增加了人类幸福（或快乐）的总体水平，我们或许能可以对其某些个人选择视而不见。这个观点在某些案例中似乎的确奏效。或许在索斯博士案例（真名是希奥多·苏斯·盖索（Theodor Seuss Geisel）中就发挥了作用，索斯博士对文学的贡献或许超过了他的个人选择。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功利主义途径不能让我满意了。首先，我们如何能衡量个人选择，无论是私生活的还是专业上的选择的确促进了人的最大利益呢？似乎没有客观的方式来评估这些选择及其影响。

即使有，如果我们忽略索斯的选择对其妻子造成的伤害似乎也是愚昧的和冷酷无情的。因此，即使有某种方式能证明其行为真的促进了世界人民整体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算计似乎就能导致我们愿意去原谅他对个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吗？有些玄啊。

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认识到对付这个问题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德性伦理学可能产生更好的结果，或者至少在我看来是更好的结果，这或许是我找到的答案。

德性伦理学建立在美德培养的基础上，希望这能产生有美德的思想和行为，如练习如何变得有耐心，希望这将导致他培养耐心的性格。德性伦理学常常涉及到“道德模范”这是角色模范的更华丽说法。道德模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向我们显示道德行为是什么样子。

这也让我们能够从道德上拆开伟大艺术家的个人选择与其艺术成就的关系。比如，它让我们暂时搁置道德问题，既然大部分艺术家并不打算充当道德模范，我们也就不应该以此来评判他们。这个立场或许让我能继续阅读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说，就算他几乎杀了妻子。

不过，这个答案还不够。我刚开始提出的问题或许仍然存在。毕竟，说到底我们佩服的并不是艺术家的道德而是他们的艺术才华。但是，在羡慕其才华时，对其不轨行为视而不见吗，我仍然不敢肯定。我自己作为艺术品采购商的行为也能产生后果啊，或许成了艺术家糟糕行为的帮凶。

那样的话，我们应该警惕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宣扬其名望方面，都不要支持行为不端的艺术家。我们不应该让那些实施家暴的艺术家或发表种族仇恨言论的艺术家或犯下可怕罪行的艺术家发大财。

媒体、娱乐业、和政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选择为坚决抵制的对象，因为他们被指控性行为不端。我为自己划定了道德边界线，决定抛弃这些家伙，绝不与他们发生金钱买卖关系。但是，这条界线也是模糊的和主观性的。比如我抛弃有性侵犯罪行为的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而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做。

角色模范自杀

心中想着这些复杂性，我想转向另外一种不同案例：自杀，如我的偶像音乐人歌词作家和涅磐乐队（Nirvana）主唱兼吉他手科特·柯本（Kurt Cobain）1994年自杀。

柯本的自杀出现在我上中学时。这不仅是我第一次记忆深刻的有关公众人物自杀的体验，而且是我特别喜欢的偶像的自杀。在我看来，“涅磐乐队”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

他们是拯救音乐于80年代发胶星梦时代的革命英雄。柯本唱的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的音乐艺术感很强，内容深刻复杂，声音洪亮。我喜欢他的反文化态度，他扭曲性别的奇装异服选择，他的歌曲被模糊的乐队遮蔽。他反对令人窒息的郊区中产积极价值观，那正是我成长的社区中的虚伪和物质主义，他提出的另类选择让我很喜欢。20年之后，我比从前更喜欢他的音乐了。

但是，柯本自杀了，留下他可怜的女儿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我甚至无法想像她必须在此事件之后的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困难（我是在一岁生日之后失去父母的）。弗朗西斯·比恩·柯本（Frances Bean Cobain）看到新闻报道的标题和公众的纪念后，如何明白其悲痛和被遗弃的感受呢，这一直是我无法想像之事。

但是，她在滚石采访中宣称，她更喜欢绿洲乐队（Oasis）的音乐而不是涅磐乐队的音乐，我能理解为什么。被告知你自杀的父亲是一代人的思想代言人，在此情况下长大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丈夫和我过去常常谈论柯本的事。毕竟，我们丧失了这一代最伟大的音乐人和偶像，一个音乐天赋还没有被充分展现出来的人。在我们的思考中，我们意识到自己喜欢的90年代很多摇滚歌星现在都死了，要么自杀，要么吸毒过量。

我们感到纳闷，从道德角度看，对柯本自杀或我们喜欢的其它艺术家自杀，我们应该做出什么反应呢？应该谴责他们留给家人和朋友的痛苦吗？

这是在道德上复杂得多的领域，因为涉及到心理健康问题。当然，存在全球性心理健康危机，我们仍然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理解如何帮助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尤其是公众关注的人物。我们还不明白如何为聚光灯下的人递一条生命线。在面对悲剧事件时，我们似乎没有做出适当的回应。

相反，我们渴望捧红了某些明星也看到了某些人的陨落，却没有考察相互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死亡与名望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使用自己的悲伤来假装明白了。我们也不应该以这种方式使用悲伤进一步荣耀其名声，同时忽略那些拼命挣的人的问题。

这让我回到曾经提出的建议，让我们的钱包远离在道德上不支持的那些艺术家。但是，就自杀案来说，这议题再次变得极其复杂。对死者的推崇在此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小心处理如何呈现他们的生和死。从道德上说，作为其歌迷，我们该采取什么立场？

而且，这些问题与那些仍然活着仍然在工作的艺术家的不道德行为令歌迷产生的问题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有人可能纳闷：我为什么愿意听涅磐乐队的歌，却不愿意看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或者我为什么对毕加索的绘画感到厌恶，却欣赏柯本愿意去质疑他的音乐会是否满座？

当然，如果柯本是强奸犯或恋童癖，我不会成为他的歌迷；果真如此，我甚至没有胃口去听他的音乐。这让我得出结论，从道德上说，比起排斥自杀，我更排斥强奸、谋杀和恋童癖。

我认为，将柯本的自杀行为看作是受到痛苦或孤独的折磨是公平的。自杀常常是心理疾病的产物，因此即使对亲人造成心理、情感上的影响像其它不道德行动造成的影响一样具有毁灭性，我们不应该认为自杀像其它罪恶那样遭到同样的道德谴责。

这个反思反过来让我回归到“我也是”反性骚扰运动，重新考虑我是怎么放弃观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的。或许在我身上出现的显而易见的前后不一部分归咎于生死界限。艾伦还活着，可以面对其行为遭到公众谴责。

但柯本已经死了。如果越轨行为被视为发生在忍受痛苦的环境中，往往更容易得到我们的原谅。去原谅那些似乎并不为自己的选择道歉和悔恨的人，则要困难得多。“我也是”反性骚扰运动中揭露的很多人似乎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尝试性结论

我现在发现，试图在艺术家的专业选择和个人选择之间做出平衡的做法从道德上说可能会误入歧途。

这显示德性伦理学的额外优势。一个学生抄袭被抓后到我的办公室哭诉，“人人都认为我一辈子都是个骗子，”我向他保证，一次行为并不能决定一生。当时，我就在思考德性伦理学。

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按自己的道德理想生活，这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因此，在各种选择之间进行衡量和权衡是幼稚的算计，也是错误理解生活中的善的潜在根源。

我并不是说我们的选择是原子化的，能很容易打折扣，也不是没有办法看待整体评估。我在说的是，没有收支总帐，没有类似圣诞老人（Santa）的谁最淘气谁最乖这个清单的道德版本，制作这种清单的很多尝试或许是无可救药的误入歧途，比如这清单可能忽略人的道德成长。

更常见的情况或许是某些行为和选择多多少少拥有的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清单可能是要将过去的事情都一笔勾销，既往不咎的虚假尝试。

这理想本身太天真了。虽然一次作弊不应该定义这学生的一辈子，但它也不应该从档案中抹去。当然，孤立的一次错误选择是他能克服的东西；但假装我们能将污点从其历史上抹去，那就忽略了他可能做出的积极改变。

因此，一辈子的著作造就一生吗？答案不是简单的是或不。偷情出轨、乱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性骚扰、遗弃等都很严重的事件，它们是不道德的行为，伟大作品也不能弥补作者犯下的错误。

有人因为这些行为承受了痛苦。喜欢犯下如此罪行者的艺术品并不能抹去其不轨行为，也不能减少它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

艺术家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还重要吗？他们的道德失败呢？当然重要！这些事从道德上说非常重要。我认为，虽然欣赏道德无赖/讨厌鬼的艺术是可能的，那只是因为艺术和道德不是一回事。

因为它们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同样方式评判。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行为非常卑劣的艺术家提升到英雄般的崇高地位，这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在道德背景下，其不轨行为的确很严重，尤其是涉及金钱时，去支持有道德污点的人的艺术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该警惕自己到底在推崇什么，不应该害怕去质问自己一下：名声本身真值得我们推崇吗？

作者简介

杰西卡·罗格（Jessica Logue），俄勒冈波特兰大学哲学讲师。

来源：译者投稿

作者：杰西卡·罗格 吴万伟译

译自：Art & Morality: A Bittersweet Symphony by Jessica Logue

原标题：艺术与道德：苦乐参半的交响曲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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