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文言情小说(雅文言情小说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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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张雅文(左)与《盖》书原型人物钱秀玲合影。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相比这些响亮的作品名字，创造它们的作者张雅文，似乎并不那么为人熟知。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创作热情。今年75岁的张雅文近期推出了报告文学新作《妈妈，快拉我一把》，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她对《环球时报》记者坦言，在采访过程中，她既是作家，也是长辈，曾为这些孩子的故事和命运哭过无数次。张雅文的感性或许与自己的经历有关：曾经的速滑运动员、35岁改行写作、被人歧视为“小学生作家”，却在文学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运动生涯给了我坚忍不拔的毅力，无论多难，都咬牙挺着。体育和文学看似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态势，但其内在精神却惊人相似：都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和永不言败的追求。只不过站在不同的‘运动场’，从事着不同的‘项目’罢了。”古稀之年的张雅文露出少女般纯净的笑容，“回头想想，我的人生也像一部小说。”

独闯比利时

环球时报：中国领导人2015年将您的反战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英文版作为特殊礼物赠送给来华访问的比利时国王。您当时得知此消息，是什么心情？该小说由真实故事改编，您当年是如何想到去比利时采访故事主人公的？

张雅文：2015年6月25日，一位朋友凌晨3时发来短信，告诉我《盖》书被中国领导人赠送给比利时国王的消息。我当时不敢相信，急忙上网查，结果发现是真的，内心不禁百感交集。我想，领导人赠送这本书，是对书中原型钱秀玲女士的首肯，对中比友谊的礼赞，也证明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做出巨大贡献，在欧洲战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前，我偶然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二战期间，中国女子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德国将军营救了近百名将被纳粹处死的比利时反战志士。二战后，她被比利时政府授予英雄勋章。她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世界女性的骄傲。她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出于作家的敏感，我认为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好素材，决心倾其所有独闯比利时采访钱秀玲。当然，遇到的困难很多。没钱，不会外语，请不起翻译，住不起旅店，但有强大的信念支撑着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环球时报：《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给您带来了声誉，但后来关于影视编剧权的问题也给您带来了官司，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张雅文：这件事过去很久，不愿再谈了。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一段时光。我庆幸自己在花甲之年，承受住了那场几乎毁了我的灾难。一边是三起侵权官司，一边是生死未卜的心脏搭桥大手术。我不仅顽强地活过来，还迎来创作的春天。十几年来，我创作的多部作品连获大奖，被译成外文。这是对我的最大安慰。

张雅文新作

妈妈，快救救我

环球时报：您最新推出的报告文学《妈妈，快拉我一把》聚焦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为什么对此问题强烈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谁能拯救他们？

张雅文：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三大难题之一，与环境污染、毒品泛滥并列，中国也是如此。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而我们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触目惊心。受网络暴力、社会不良风气等影响，很多未成年人目无法律，无视生命，杀人、吸毒、抢劫、校园欺凌等案件屡禁不止。我跑了全国11个省未管所，采访了200多人，感触颇深。所以希望向社会大声疾呼：“妈妈，快拉我一把!”其潜台词是：“妈妈，快救救我!”希望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近40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数量、原因发生巨大变化。背后的诱因很多：家庭失责，学校失职，社会失范，孩子失律，法制教育不到位等。我认为，法制教育应该前置，从小就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法律红线，从小学会自律。

环球时报：采访过程中，哪个案例让您感触最深？

张雅文：许多被采访的犯罪少年的故事都令人痛心，我感触最深的一个案例是校园暴力引发的恶性案件。少年15岁，父母离异，跟随父亲在黑龙江大庆辖区某村生活。他正读初三，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却因命案而入监。他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出的一番话震撼了整个法庭：“法官，人生下来应该是平等的。可是，受害人却从小到大一直在欺负我，打我，冲我要钱，从小学欺负到中学，从村里欺负到县城……直到出事那天，他还在逼着我给他钱。我没钱给他，我不想一辈子受他欺负，所以就起来反抗了!他小时候欺负我，我奶奶找过他家，可他父亲因贩毒被枪毙了，母亲离家出走，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他。我奶奶还找过村长，村长对他也毫无办法。我找过学校老师，老师管不了他，学校也找过派出所，派出所说他不够法定年龄……家长、村长、老师、警察谁都管不了他，我不想永远受他欺负，所以，只好自己来解决他了……”少年在法庭上的呐喊无形中向学校、向社会、向法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应如何解决未满14周岁孩子的校园欺凌问题？不能因不够刑事年龄而任由其无法无天地胡闹下去了。

作家张雅文

“只读了5年半书”

环球时报：您15岁成为专业速滑运动员，35岁为什么决定专注于文学创作？

张雅文：我13岁从农村来到城市，第一次看到运动员骑着赛车在运动场上风驰电掣，惊呼：哇!太棒了!我长大一定当个运动员!于是，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跑步，练滑冰，打篮球，15岁被选进了体工队，成为一名速滑运动员。可我并不是搞体育的料，接连伤病，腿骨折过，还得过斑疹伤寒。不得已，19岁就从体工队转业到银行工作了。

从运动队下来，我陷入了痛苦徘徊，我不甘心平庸地度过一生，总想干大事，又不知能干什么。所以决心自学考大学，重新选择人生。1966年准备报考时，“文革”开始了。恢复高考时，我已有了两个孩子。看着人家兴致勃勃走进考场，我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一天，运动员出身的先生开了一句玩笑，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实现我们没有实现的理想!这句玩笑话突然敲开了我的心门：干吗要等老年？我现在就写!就这样，我把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圣坛上。

环球时报：在您成为作家后，曾有人对您的文化程度提出质疑。您如何面对这样的质疑？

张雅文：微微一笑。我出生在东北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只读了5年半书就去当运动员了，一生都背着“小学生”的标签。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质问：“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我从不反驳，而是把它嚼碎了咽进肚里，化作动力。我知道，知识与成功从不归谁所有，而是给予那些发奋向上、把生命都押在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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