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念珠的作者「念珠冷却」

吟泠，原名赵峻，女，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9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于《文艺报》《中国散文报》《广州文艺》《湖南文学》《啄木鸟》《大地文学》《朔方》《黄河文学》《都市》《六盘山》等，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及《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歌兰小令》《粉菩萨》《销魂曲》。曾获第八次宁夏文学艺术奖，2015黄河文学双年奖。

一串念珠

→吟 泠

父亲的身世就像吉兰泰的盐，又苦又咸。大约在他八岁的时候，我们的爷爷便暴毙而亡。死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爷爷在宁夏盐池，做着不大不小的盐务官，因开罪歹人，遭人下了毒手。另一个版本，是说他在石嘴山那边的煤矿上做苦力，死于矿难。小时候，隐隐记得小脚的奶奶说起来其中的一些过往，说接到凶信后，她骑着驴，偕同舅爷爷和父亲，到盐池那边给爷爷收尸。草草安顿好爷爷的后事，盐池那边还给奶奶发了一些银元做抚恤金。生逢乱世，盐池那一带时有土匪出没，奶奶担心母子俩的活命钱被土匪抢去，就将银子缝在一条旧褥子里，搭在驴背上，她骑在驴上。他们昼行夜伏，只走大路，万般小心。饶是如此，奶奶他们还是遇到土匪，连驴带褥子，都被强人抢了去——这个故事，我是深有印象的。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时，心里生出莫名的心疼，心疼被土匪抢走的银子，也心疼奶奶与父亲这对孤儿寡母，如何将艰难的日子应付下去。年少的我也曾为这样的变故，生出一些忧虑与牵挂来。至于爷爷是否在石嘴山那边的煤矿上做过苦力，这个就比较模糊了。我偏向于第一个版本，因它可以满足我“我爷爷是个盐务官”这样虚荣的家世简介，虽然我从来也没有机会将这样的话说给任何一个人听。

还有很多关于爷爷的传说，虚虚实实，飘进我的耳朵里来。说爷爷落草在一个“鸡叫听三省”的地方，本就是一个弃儿，与野物没什么分别，是个不顾家的人，赚了钱只知道自己吃喝玩乐，从不曾善待过奶奶与父亲。说爷爷生性暴戾，是出门身上带刀子的那种人。说有一回爷爷骑了一匹老马赶路，嫌那老马跑得慢，便拿刀子捅马，每捅一刀，老马便狂奔几里，这样几十里下来，跑到赫赫有名的大圆丘时，老马血流殆尽，倒地而亡，爷爷却哼着野调，只顾清洗那把被马血染红了的、似乎也有些钝了的刀。很久以前，因为这个传说中的故事，外奶奶坚决反对父亲与母亲的婚事，说性情是骨头里的差事，一代传一代，改不了的。意思是父亲的性情，不会比爷爷好到哪里去。

事实证明，外奶奶眼光老辣，看人看得很准。父亲虽然仪表堂堂，能言善辩，性情却极冷漠，与我们早逝的爷爷如出一辙。父亲也是一个不顾家的人，人又奇懒，整日里东家进西家出，擅长卖嘴卖舌，像个女人，在家里只是空空占了“父亲”这样一个名头。记忆中他总是酗酒，酒风也极差，酒后经常寻衅与母亲闹事，在我们修造厂大院乃至整个歌兰小城都小有名气。

在我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小脚的奶奶自杀了，不知是因为日子过得苦焦，还是父母习惯性的打架令她颜面尽失，生不如死。总之她就不想活了，她拿切菜刀，切开了自己潮湿的喉咙。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还可以自己将自己杀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着自杀这个事。抹脖子、喝敌敌畏、触电、上吊、跳黄河……自杀的法子居然是很多的，无论怎么想象，我都觉得自杀是很丑的。似乎从那时起，“死”这个字眼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如影随形。当我悄悄尝试着将切菜刀在油石或缸沿上磨来磨去的时候，我发现我是那么怕死，那么想活着。这样的想法，让我自卑又羞愧，好像书里写的“贪生怕死”这个词说的就是我。

苦命的小脚奶奶就这样走了，我对她的印象也一天天的模糊了。后来就把她忘在脑后了，只是每年鬼节给亡人烧纸钱时才会想起她来。想起她的时候，心里好像也不伤悲，眼里也没有眼泪什么的，好像我的心不是心，而是黑色的瓦块或是修造厂里的废铜烂铁。

父亲变本加厉地酗酒，我们的日子好像更难了。这种难不是钱不够用、肚子吃不饱、没有像样的衣裳穿，而是父亲频繁的家庭暴力。奶奶的死让他变成了一个复仇者，母亲、三个姐姐，我唯一的兄长，以及我和妹妹，似乎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好像是我们的存在造成了奶奶的死。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像一只动物看另七只动物，冷冷的。日子就这样可怕地过着，有时候父亲闹得凶时，母亲便带着我和妹妹到与修造厂大院一渠之隔的王奶奶家住几天，躲难似的。王奶奶是回族，只有一只眼睛好，另一只是瞎的。她的院子里有一棵桑葚树，枝叶间藏着黑紫的桑葚子。王奶奶闲置的那间小屋，白天进去都黑乎乎的，屋里还有麻蛇、老鼠什么的来来去去，我和妹妹常常会被吓哭。那时候，每每看到我们娘儿仨，王奶奶总是会说上一句“无巴里”这样的话。“无巴里”就是可怜的意思。记得我们还在小城农机学校的宿舍里躲过一些日子，母亲是这所学校里培训拖拉机驾驶员的老师。这里有很新的红砖房子，有干净的灶房，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灶房吃饭，和一个叫郑小琴的年轻女人同住一室。晚上，母亲还跟着郑小琴学英语，好像她来这里不是躲难，而是来进修深造来了，好像日后她还会到很远的地方用英语和旁人交谈似的……母亲的那份笃定，给我的印象是深的，我心里也是喜欢着母亲的这份笃定，她让我那颗年幼的心稳稳当当的，好像我们身体里面藏着一个好心的菩萨，时时都会保佑我们似的。当然，这样美好的逃避是不长久的，因为种种我所不懂的原因，我们终究还得回到修造厂的大院里，和父亲一起生活。一年一年，我们长得很快，母亲老得也很快，父亲依然滥饮无度，毫无改观。在歌兰小城春天某个无人的瞬间，发育良好的我忽然间会泪流满面，然后又匆匆把眼泪擦掉，待在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应该待的地方，做着一个规矩本分的女孩应该做的那些老掉牙的事情，把被哲学家和诗人们称之为“生活”的生活咬着牙齿过下去。而在内心深处，我却希望生活这口黑锅，彻底翻个个儿，我想酗酒、未婚先孕、堕胎，或者就抱回来个私生子，把父亲曾经带给我的不安、痛楚与耻辱，一一还给他。

八岁失怙的父亲是寄在舅爷爷门下长大的。为了讨生活，小脚奶奶又走了小城暖泉镇沙渠村胡姓的一户人家。那时的日子苦，多带一张嘴会使奶奶作难的。无处可去的父亲，像一头小牲口一样被送到舅爷爷门上。舅爷爷家在河边的通昌堡，他也有三儿三女，日子也是难肠的。可以想见，舅奶奶会给这个多余出来的讨人嫌的外甥以怎样的冷遇。舅爷爷家里当然是没法待下去的，八岁的父亲就被舅爷爷送到河那边，给东山上有钱人家放羊。鄂尔多斯那边也有从青海来的土匪出没，父亲亲历过，青海的土匪头子达紫带着手下坐着船到河西这边，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父亲也曾亲见没来得及跑掉的土匪，被村人拿锹、镰刀砍死的情景。村人从被砍死的土匪身上搜出值钱的钱物后，跺着脚、吐着唾沫扬长而去。年幼的父亲是躲在暗处看着这一切的，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心里对这个乱纷纷的世道是恐惧着的。身旁就是那条古老的大河，无声无息，向北流去。想一想，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的父亲，逢着很容易就死于非命的乱世，却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真是一个得天护佑的命大的人。

舅奶奶是通昌堡少见的大美人，舅爷爷也是河边上少见的标致男人，他们各个方面是那么般配，却谁也见不得谁，相嫌相憎了一辈子。倘若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对，父亲或许就不必到河那边给牧主做放羊娃了。据说之前舅奶奶是有心仪的人的，最终拗不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舅爷爷的女人。据说，他们二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活了一辈子，都没说上多少话，你不知我的冷，我也不懂你的热，各是各的样子。舅爷爷的衣裳裤子破了，据说都是他粗针大线地自己收拾。可是他们却生了三儿三女六个孩子。舅爷爷官名叶龙，我那三个表叔，分别叫叶尚文、叶尚武和叶尚斌。三个娘娘，我只记得她们的小名，分别叫小凤、玉凤和彩凤，男女有别，名字体面好听，六个人的人样子，也是人里头数得上的。

除了小脚奶奶，父亲看得最为贵重的就是这位叶龙舅爷爷了，而父亲最恨的人就是这个林姓的舅奶奶。父亲常说，舅奶奶是这世上最坏、最歹的女人，她曾把煤油拌在饭里给父亲吃，不知是有意羞辱父亲，还是变着法子撵父亲走，总之提起往事中的这一件，父亲就是咆哮如雷的样子，好像这件陈年旧事就发生在昨天。父亲常常当着叶家表叔和娘娘们以及别的亲戚们的面，用他刀子般的嘴如此这番评价舅奶奶，没有丝毫顾忌。因为这些疙疙瘩瘩的过往，我们与表叔和娘娘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咸不淡、拘谨生分的那种。来往也少，是不得不来往的那种。因此，我只见过舅奶奶两三次，都是舅奶奶因为什么事不得不与舅爷爷一起来我家走动。那个旧美人中等身高，留着电影里面整整齐齐的革命头——头发快要挨到肩膀上的那种短发。柳眉大眼，眼角与额头已经有了很多皱纹，那些皱纹长在她脸上，似乎也有几分好看的意思，甚或是别的说不出来的什么意思。她好像不会笑，脸面不像皮肉，像棕色大理石做的，肃穆得让人生畏。舅奶奶的美是冰冷的，没有生机的，那样一张脸，似乎更适合挂在黑色相框里去——实在像一张亡人的脸。我最后一次见到的舅奶奶，就是装在黑色相框里的那样一张毫无生机的脸。这个被父亲称作世上最坏的女人死了。当父亲接到表叔的报丧电话，将舅奶奶的死讯告诉母亲时，他心里脸上都是喜悦的，好像这是一个久违的喜讯。先前父亲总是说，舅奶奶死的时候，他是不会去送葬的。可是等舅奶奶真的死了，父亲又改变了主意，他说他要亲眼看着那个坏女人被埋进土里。舅奶奶的遗像，就是父亲亲自去步行街金凤凰照相馆里洗的。下不得力的父亲，一贯是喜欢跑这样的腿，做这样一些轻飘飘的事情的。父亲参加了舅奶奶的葬礼，那个一生都不大会笑的美丽过的女人，终了还是和同样不会笑的舅爷爷埋在了一起。

父亲说，我没给她坟上添一把土，也没有给她下跪、烧纸。父亲果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去送舅奶奶的。这样的事对造反派出身、打砸抢时总是冲在最前面的父亲而言，是没有障碍、轻而易举的。父亲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很远，也很模糊。在我眼里，死与生一样都是贵重的，哪怕他是一个最平常的、有缺陷的人。像舅奶奶那样一个一生清贫，自有苦衷的老式女人，她对父亲的不待见，我是能理解的。她的那种坏，仔细想一想，也实在坏不到哪里去的。在这一点上，我与母亲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父亲怎样渲染舅奶奶的坏，我和母亲都是无感的，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毕竟她已经死了，埋进了土里。有时候，我会从某个角度默默打量父亲这个人，心里总会有一种怪异之感，脊背上会生出一层铠甲般的东西来，抵挡着父亲的一言一行。实际上，很久以来，我都不曾正眼看过父亲了，就算远远在街上看见他走来，我都会换个方向，悄悄溜走。

父亲是脑瓜子非常聪敏的那种人，靠着这种天赐的聪敏，他一年跳两级，两年跳三级，将就着念完初小，成了一个睁开眼睛的人。在那样贫苦的年代，对父亲这样出身的人而言，这不啻是一种大福分。很多和父亲一起给河那边的牧主放羊的人，都没有念过一天书，一生都在田地里打滚，没有成为公家的人。因为识得字，刚解放时父亲就被高人相中，先是在县委给县长当通讯员，后来又在商业上干过一段时间，做过政工干事。再后来，父亲先后又调到修造厂和商业局，最后一站到了芦花台子开发工程指挥部，从这家单位退了休。像父亲这样只会动嘴皮子说说大话空话的人，从讲究务实的改革开放之后，在单位里就可有可无，没有市场了。这也是他被频繁调来调去的原因。芦花台子是当地政府的民生工程，是西海固移民建设的吊庄点，与小县城相比，是一片黄沙，环境堪称恶劣。我甚至私下认为，父亲在原先单位是一个不被需要、可有可无的人，无处可去，才选择到芦花台子那个蛮荒之地，是带有发配的意思在里面的。一九八四年的时候，整个社会已经开始提倡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父亲既不年轻，也不像母亲那样有专业知识，他已经被新的时代悄悄抛弃了。这一点，绰号“开心果”的父亲已经感受到了。他这枚别人眼中的开心果开始面临掉落在地的不开心的命运了。

那是父亲的落幕年代，却是芦花台子的黄金时代，只要你愿意，芦花台子那片旷野似乎谁都可以垦荒种地，过过当地主的瘾。芦花台子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人人都拥有一片土地，人人都另有一个农民的身份，和吊庄的村民一样，春种秋收，年年都有一个麦子黄。父亲是开发工程指挥部里最后一个在芦花台子开荒种地的人。他刚调到芦花台子不久，就因胃癌做手术长期休病假了。那时候患癌的人少之又少，父亲以为看在癌症的分上，会有很多旧人来看望他，可实际并非如此。为此，病床上的父亲还提起好几个我耳熟的旧人的名字，骂他们狼心狗肺，忘了他曾经为他们做过的事情。父亲骂人的话是狠的，狠到命里的那种，令人不解，也令人心悸。实话说，患癌是父亲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值得铭记的事情。父亲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手术之后，他原先笔直的身子明显弯了下去。因为化疗，头发也脱光了，总之，单从外貌上，父亲已经变了个人。这件事情最明显的好处是，从那以后，天不怕地不怕的父亲也开始巴命，开始听从医生的告诫不再滥饮无度了。他真的大大伤了元气，没有力气对母亲张口就骂、伸手就打了。也就是说，对于父亲的患癌，我心里觉得是件好事。父亲做了胃癌切除手术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子忽然变得安静下来，没有了往日那种打打杀杀的恐怖气氛，这种反常的安静令我不适。父亲在家养病的那些日子，母亲买了弹子跳棋，晚饭后他们边看电视，边下棋。红、黄、蓝、绿、黑、白，六种颜色的玻璃珠子在灯光下面，像和尚手里的一颗颗念珠，闪烁着安静吉祥的光。父亲和母亲面色沉静，偶尔会说一句“该你走了”这样有些神秘意味的话，像一对恩爱有加的老夫老妻，用他们打了半辈子架的手捻起一颗珠子，放在棋盘上的另一个穴位中，好像他们都是修炼得道的武林高手。那时候，三个姐姐已经陆续出嫁，都嫁在小城之外的地方；父亲与母亲唯一的儿子在监狱里服刑，妹妹在外读书，我在工厂打工，待字闺中。曾经满满的八口之家，不知不觉就成了对影成三人的格局。那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朝阳的那间大房子里，床上铺着粉色印花的床单，窗帘印有淡蓝色椰子树的图案。窗外的小院里，有母亲种的牵牛花和早晚花，都按照它们各自的心意红红白白地开着。床头那台黑色双卡录音机里放着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当第四乐章那辉煌华丽的乐章响起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硝烟弥漫的战争，好像从满目疮痍与苦痛中看到太阳在慢慢升起，看到生活中一点新的希望，有死而复生的幸运之感。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不敢心存哪怕任何一丝希望的人，这首乐章给我力量与希望，它时常在耳边响起，不致让我心如死灰。有时候听着听着，眼前就变得一片模糊——父亲的胃癌，不早不晚，来得多么恰到好处啊！

父亲做了胃癌手术一年后，母亲也退休了。遇上父亲那样奇懒的甩手掌柜，母亲早已习惯了为生活奔忙，闲着会让她格外不适和难受。一番商量后，他们就上了芦花台子，在那里盖了房子，开了一片荒地，开始了辛苦又充实的农耕生活。芦花台子地势偏高，因为用水问题，村民之间时有纷争，干部之间也不例外。父亲的地皮与李东生家的地皮挨着，两家因为淌水的事渐渐生出龃龉来。李东生是芦花台子开发工程指挥部的出纳，他老婆是个家庭主妇，有点胖，有点矮，嘴皮子也有点歪，但锅灶上的手艺非常好。本来，那个女人可以在南梁台子指挥部灶房里做饭，稳稳拿一份临时工工资的，不知为何，却没有沾上李东生这个近水楼台的好处。做饭这个差事，被西海固移民来的洒红梅得了去。可能因为指挥部领导是回族，不适合让汉人来做厨子吧。总之，李东生女人做饭的好手艺是大家公认的。

先是父亲与李东生女人生出一些龃龉，那女人说父亲拉庄稼的车压坏了她田里的庄稼，又说父亲影响她淌水，使她家的麦子受了旱。细细碎碎，如此这般生出不少口角。要知道父亲的嘴是不饶人的，韩家女人虽然嘴皮子也厉害，可与父亲较量就是小巫见大巫。某次他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动了手脚，李东生本人也参与进来，护着他的老婆，这是自然的。事后，听旁观者说，那次错在父亲，其实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事，好言好语好好说，两下就不会动手的。旁观者还说，母亲涵养真是好，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只是劝阻着父亲，真是个读书人的样子。要是母亲也火上浇油，局面会更不可开交的。因了这件事，父亲虽然与李东生同在一个单位，两家却断了来往。在此之前，父亲与这个李出纳关系好得像一个人。那时上芦花台子没有交通工具，人们都是骑自行车和摩托车。在此之前，都是李出纳骑摩托车，捎着父亲上下台子，从来都不提路费、油钱什么的，如此有数年之久。不单如此，每逢周末回到小城后，父亲还经常上李出纳家串门子，在李家打麻将、吃饭，听父亲那口气，好像他就是李东生家的一等客，好像李东生的女人很喜欢做饭给他这样一枚开心果吃似的。每每听父亲高声大气地夸着李东生女人今天又做了什么饭，做饭的手艺有多么好，他吃得有多香时，我和母亲都沉默着一言不发。母亲做饭的手艺，真是很一般的。对父亲吃百家饭的这个习惯，我和母亲也是不能理解。总之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似乎不论到了谁家，都可以脱鞋上炕，坐在主要的位置上，开怀吃喝。父亲记忆力好，肚子里的段子笑话多，只要开口，听的人都是一脸欢喜相，是听了还想听的样子。可能这就是父亲受人欢迎的原因吧。“开心果”这个经典绰号，是有着几分分量呢，说父亲就是另一个赵本山宋小宝似乎也是可以的呢。

就是这样一种也不算浅的交情，居然说坏就坏，坏到不可收拾了。自从与李东生夫妇发生肢体冲突后，每每提及这两个人，父亲便会用很难听的话骂他们，全然忘了李出纳曾经用摩托车捎他行路、风雨无阻的旧情，也全然忘了他曾经在李家打麻将、吃过很多可口的饭菜。后来，父母与李出纳夫妇一先一后卖掉芦花台子的土地，回到小县城安心养老，从此再无往来。某一年，李出纳家的煤气罐忽然爆炸，李出纳受伤很重，听说五官面目都快炸没了，很惨的那种。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解了心头之恨似的，说着报应到了之类的狠话。不久，李出纳因伤势过重去世了，父亲依然不依不饶地说着那些解气的、类似死有余辜的话。实话说，我不能理解父亲积累在心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恨意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厚重。它们像生锈的铜钱，一摞一摞，堆积在父亲心里，使他看上去像一块废铁。记得李出纳有两个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他的二女儿还与我一起学过画画的——我的父亲，实在是有着不可思议的一颗心。

我的貌相随了母亲多些。脾气性情也俨然是母亲的翻版，沉默、退让与忍耐。每每有人说其实你很像你父亲这样的话时都会引起我心理上的排斥与反感。说这话的人其实说出了一些实话。我不愿意自己脸型五官与父亲相像，我对自己长久的不喜欢就与这一点有关。我用了很长时间，才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怕的和不可更改的事实。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自卑和气馁的。我一直都想去做整形，不是为了变得更漂亮，而是为了变得不像父亲。我对父亲的冷漠与隔膜也许只有母亲最明了，可她去世已有七年之久了。

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可这句老话在父亲身上是不灵验的。父亲是爷爷唯一的儿子，兄长又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三代单传。按理说，父亲应该视兄长为掌中珠宝才是，可事实远非如此。兄长曾经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阿瞳”，那么我就叫他阿瞳吧。大概是受母亲的影响，我们兄妹几个都非常喜欢看书。记得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围着铁炉子看小画书取暖。铁炉子的炉面有一张小炕桌那么大，炉子里面烤着土豆。我们胳膊肘子搭在炉面上看书。炉火被烟筒吸得很旺的时候，薄薄的三个圈圈环环相套的炉盖都会微微发红。暖气顺着袖口钻进去，浑身都变暖了。炉盖子上面总会压着一把被炉火熏黑的铝壶，鸟嘴似的壶口里冒着白白的热气。时间长了，棉袄的袖口那里都炙得发黑了。土豆烤熟的时候，肚子也有些饿了，就剥了烤糊了的土豆皮，把热热的土豆吹了又吹，土豆的里子却还是烫的，吃着吃着就烫了舌头。至今我还记得阿瞳被烫了舌头的滑稽样子。那时候，他脸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忧郁的颜色了——这是我们从彼此的脸上看到最多的东西，欢乐也是离我们童年很远的一样东西。父亲的心既不在母亲身上，也不在六个孩子的身上，父亲的心好像在不可知的地方，在不可知的地方没有方向地飘荡着。父亲与我们之间，特别是父亲与阿瞳之间，就像陌路人一样，这是让我特别伤悲的事情。亲不过父子，近不过夫妻，可在我看来，他们简直就像一对前世的仇人。

记忆里，父亲总是说阿瞳是他养的一头猪，他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开玩笑的那种，而是一脸的嫌恶。“我养了一头猪”，这是父亲的口头禅。当父亲这样说阿瞳的时候，我也有自己是另一头猪的肮脏又丑陋的感觉。我藏在骨子里的那种自卑，可能就与父亲经常说这样的话有关吧。如他所愿，渐渐长大的阿瞳果然就变成了一头“猪”。念书的时候，阿瞳迟到早退，对抗老师，用火钳烧热了烫女生的头发。初中还没念完他就被学校开除了。母亲四处求人，阿瞳才算在新成立的县体校又读了一年书，勉强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十八岁那年，阿瞳穿上军装，到山西空军后勤某部当兵去了。阿瞳能够顺利当兵，父亲是托了关系的，父亲似乎很愿意他的独生子远离他的视线，而阿瞳似乎也有这样的心愿，他们都想离彼此越远越好。不知阿瞳心里藏着怎样的玄机与怨恨，当兵期间，他居然就将当地一个老百姓的一只眼睛打瞎了。这个乱子也是父亲去山西了结的。在外人眼里，模样周正、能言善辩的父亲总会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山西之行，父亲很顺利地了结了阿瞳在部队闯下的大祸，我们好像也没给那个无辜的瞎了一只眼睛的老百姓赔钱，阿瞳好像也没有受到部队上的处罚——听父亲说，阿瞳所在的那支部队，是一个已经撤防了的空军后勤部队，既不正常出操，也无任何训练，当官的没事就带着当兵的跟当地老百姓打架斗殴，这当然颠覆了我对部队的美好想象。阿瞳真的是当了一回土匪兵。父亲有一张在五台山拍的照片，就是那次山西之行的纪念。他穿着藏蓝色棉大衣，戴着黑色有檐呢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石头眼镜，坐在一尊大石佛的怀里，姿势英气潇洒，神情自在淡然，就像去山西度假的高级干部。有时候，我会盯着照片上的父亲看好久，觉得在这个人身上藏着为我所不理解的很深的功夫。

这样当了一回兵的阿瞳，复员后会走怎样一条路，似乎也是可以想见的。我记得很清楚，阿瞳从部队带回来一个木头箱子，箱子里全是书，有但丁的《神曲》，歌德和北岛的诗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伤猿善本”四个很大的字，至今我都没有找到这四个字的出处。我想，这应该是阿瞳自己写的，有悲躬自悼的意思在里面。看到这样的字眼时，我很想流泪。实际上眼泪确实已经流了下来，因我觉得，这四个字与我而言也是相宜的。

果然，阿瞳复员回来后，我们的日子就变得更加鸡犬不宁了。他调戏美发店的女人，被人家找到家里私了，当然是赔钱了事。他喝酒闹事，把他一个男同学打得鼻青脸肿，而第二天就是那位男同学结婚的日子。他还撬了母亲的柜子，偷了一些钱。最严重的一次，是阿瞳跟人打架，被对方割了脖子上的动脉，差点因失血过多死掉。那天晚上，在县医院急诊室值班的恰好是父亲的老熟人许大夫。许大夫也是好眼力，一眼就认出来这个满脸是血的青年。阿瞳命大，脖子上缝了十三针，在医院养了几天就没事了。事后，父亲专门去找许大夫，许大夫以为父亲是给他道谢的。没想到父亲却说那天晚上不是你值班就好了。父亲说那天晚上，要是那个人多捅他几刀，捅得再深一点就好了。父亲说那天晚上你不给他缝针，我还要给你说谢谢呢。总之许大夫终于听明白了，父亲这样一句那样一句，就是盼着阿瞳被人捅死了才好呢。从那以后，许大夫见了父亲渐渐就不怎么热情了。阿瞳脖子上留下一条粉红色的蚯蚓般的伤疤，很醒目，很丑陋，也很恶心。因为是在动脉上，那条难看的蚯蚓总是一动一动，像活的一样，每看一眼，我都想呕吐。从那时候起，我恨的人除了父亲又多了一个阿瞳。好像我这样恨着他们，就是在心疼母亲了。好像我把自己对他们的恨说给母亲听，就是对母亲的孝顺了。我的心只有拳头大小，可是它的上面却压着无限大的青石碾子，这个石碾子不停地慢慢地转着，将我碾压得喘不过气来，将我碾压得血肉模糊。父亲与阿瞳，距离我生命最近的两个男人，让我的心变得特别坚硬，也特别冰冷。

生在一个贯穿了暴力的家庭，作为男孩的阿瞳，他的命运似乎是早已注定了的。我甚至觉得，幸好母亲生了五个女儿，倘若是五个儿子，那么四个都会进监狱的，这没有一点悬念。这么一想，就觉得老天还是很慈悲，很眷顾母亲的。否则，母亲会怎样在尘世上活一世呢？她会不会也走上小脚奶奶自杀那条路呢？

就在阿瞳被砍伤后不久，已经复员安置到小城丰登镇供销社上班的他又酒后纵火，烧了一个残疾人开的小商店。那年保护残疾人的法律刚出台，恰好遇上百日严打，不早不晚，他赶得真是太巧了。一切都尘埃落定——二十三岁的阿瞳，因纵火罪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妹妹却以全县文科状元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旅游系，我第一次写印章杯残疾人征文，得了一等奖。那是一九九一年夏天。这些消息传到母亲耳边的时候，母亲坐在农机局库房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坐了很久。农机监理服的夏装是白色短袖上衣，蓝色长裤，肩上有几道杠杠和星星，有点像海军的军服。母亲就穿着那样的工作装，被农机库房投下来的阴影包裹着，像个由白色和蓝色的纸组合而成的空壳子。

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在小城的轴承厂打工。每逢某个倒班的日子，就坐了8路车，到玉皇阁附近的市图书馆，借两本书，一个月之后，还掉旧书，续借新书。我办的是A证，押金一百元。除了看看书，除了这样囚禁自己，我没有别的办法使自己安稳下来。我也无暇顾及母亲的心境，各人安稳各人吧，谁也不能替谁活着。每每看到母亲对着六斗橱上那尊花了十几块钱买来的泥菩萨烧香鞠躬的样子，我心里压抑到了极致，每每那时，我也生出过罪恶的念头——我居然也盼着他们父子死。在那些不可告人的罪恶的念头中，我战栗过一千次。不知是谁，是什么，冥冥之中阻拦了我，救护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相信世间是有天使的，天使就隐身在罪恶的旁边，扇动着它雪白的翅膀。白色的天使就曾经在暗中对我施以援手，保护了我。

母亲开始了她肉身与精神的双重苦役。以前她活得就像一个女犯人，现在更像一个女犯人了。每月十五号发了工资，母亲就买上肉炒成肉酱，买了羊油，炒好炒面，在灯下一样一样装好，然后塞进蛇皮袋子，赶第二天最早的班车，到邻县西大滩的监狱，去看她唯一的儿子。母亲背着蛇皮袋子的背影，不像一个拿着高工资的农机工程师，却像一个行乞的女人。

如此年复一年，母亲也有心力交瘁的时候，有些时候每月去西大滩探监的事就由我去做了。长途汽车上，放着周华健的《花心》，我也会在心里跟着唱几句，又觉得不合适，就默默止住了。长途车经过四十里店、姚伏镇和平罗县城，大约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西大滩。到西大滩这站下车的多半都是来探监的，如此这般，有一些乘客看上去就有几分眼熟。在监狱会面室等待犯人出来的间隙，大家也会悄声互问一下判了几年、减了几年这样的话。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来自哪里，我对他们也是一样，那种小心翼翼、同病相怜的神情却是一样的。

为了托关系给阿瞳减刑，我和母亲弯弯绕绕，还到省城找过大姨奶奶的一个女婿。像我们这样的寻常人家实在没什么路子可托。母亲不知听谁说起，大姨奶奶的二女婿有这样的门路，我就陪着母亲去找那个很少见面的亲戚。记得那个姓郑的二姨父是在一家印刷厂上着班，是个管事的，看着是很气派的一个人，话也说得硬，有板有眼，这就让母亲动了心。母亲将自己悄悄积攒的一笔体己钱交给了这个姓郑的人。其实，那个郑姓姨父，外面早已经有了别的女人，早已经与二娘娘分居很久了。为了养外面的女人，或者为了与二娘娘早点离婚，他正急需一笔钱，母亲端端就送上门来了。而且事后听大姨奶奶说，这个姓郑的谎话连篇，根本就靠不住的。总之，母亲那些辛苦钱打了水漂。

监狱里减刑也是积分的，每得一百分就可以减一年刑，为了这个，阿瞳在监狱里也很努力，各方面都争取做得好一些，五分、十分，攒钱一样攒着。有一回监狱里搞联欢会，阿瞳编了一个叫《新生》的小戏，直接得了一百分。后来总共减了七年刑期，阿瞳提前出狱了。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母亲仿佛也是如此，她脸上的茫然，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父亲依然如故，盼着他唯一的儿子出门被车撞死，说着要与阿瞳断绝父子关系的话——我几乎就是在父亲这样的话语中长大的。父亲总是当着母亲的面说这样的话，好像这就是母亲最喜欢听到的话，也是最能安慰母亲的话，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有时候我会想，倘若阿瞳生在别的人家，遇到一个温暖的父亲，他的路也许会走得直一些、暖一些吧。就算有点弯曲，也不至于就一步走到监狱里，将一生都毁了吧。像阿瞳这样的两劳释放犯，在社区都是备案的，也是很受社会歧视的。有了这样恶劣的底子，阿瞳一时半会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阿瞳都是游手好闲的，只是受过牢狱之苦，背了很多法律条文，不敢轻易闯祸，变得胆小，甚至有些呆滞了。在监狱待了八年的人，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想都能想出来的。有几次，阿瞳还到工厂的车间找我，问我借钱，我也不曾借给他。那时候，我每月赚三四百元的样子，除了留十几二十元零用，其余都交给母亲，很少买新衣穿，好像我配不上那些好看的衣裳似的。我也不像别的女工，会多留一点工资，悄悄给自己预备一点嫁妆。有时候零用钱还有结余，就五元、十元地夹在信里，给在上海念书的妹妹寄去。

那时候我们车间里的女工不是找了甲车间的男工，就是找了乙车间的男工，匆匆忙忙就嫁掉了，比赛似的。那时候我也开始想着找对象、结婚这样的事了，不是出于对婚恋的美好想象与期待，而是想逃离这个家，换个环境过活。我找的对象是陕北人。仔细一想，我的三个姐姐，都嫁在外市县，不知是否与父亲有关，三个姐姐都不愿意离他太近。我们找对象的标准都很一致，只要对方不是像父亲那样的人就可以了。可能是苍天眷顾，我们姐妹嫁的男人都是与父亲性格恰好相反的那种，话少，务实，本分，都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男人。

结婚后，我住在小城南街清真寺旁边。那时候，清真寺那边还算很偏的位置，四周多少有些荒芜。母亲告诫我说，倘若父亲与阿瞳到我家的时候，切记不要给他们开门。他们问你要钱的话，也不要给。母亲的话，我记得很牢。其实不用母亲安顿，我也会如此做的，做到这两点对我而言也是容易的。

爱短暂，恨长久。爱恨之间，就是一生一世。如今，父亲八十岁了，和他恨了一生的儿子不得不在同一个屋檐下，潦草又木然地活着。这样一对可怜之人，老天让他们无病无灾地活着，一定自有它的道理。我们在尘世间有这样一段缘分，也是大能者的精心安排吧。我将我们当作人们祈祷时拿在手里的一串念珠，时常默念那段古老的经文，把苦的念成甜的，把残缺的念成圆满的，那样含泪默念的时候，我既在地狱，也在天堂。

父亲死于二〇一八年秋天，我不曾落泪，生离死别，就那么云淡风轻地过了。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觉得父亲、母亲以及我们，都是可怜的人，都是一颗颗灰色的念珠，被时间串在一起。

我爱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