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亚当「好看的政治电影」

采访/Miles Ellingham（《雅各宾》杂志）译/李丹

亚当·柯蒂斯的职业生涯感觉就像在BBC核心的一连串故障（glitches）。他的电影与该频道的产出完全分开。他的系列片《陷阱》（The Trap，2007年）的第一集涵盖了冷战时期妄想症之下博弈论的兴起，以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标题卡（“人类总是会背叛你”）开场，并在BBC二台直接在Crufts—一个国际狗狗选美比赛的延伸报道之后播出。

亚当·柯蒂斯

然而现在，柯蒂斯的电影都可以在网上民主地获得，并受到年轻人的疯狂欢迎。它们表面上是纪录片，但他的方法更接近于诗歌或录像艺术，而不是传统的叙事性电视节目。柯蒂斯也谨慎地避免了政治标签的规定性，有时对资本主义的不稳定进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有时表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不过，在他的有感染力的配乐和巴洛克视觉风格中，柯蒂斯一以贯之的是坚定不移的浪漫主义。他想让观众产生一种感觉——而不是简单地解释这个世界。

《无法让你离开我的脑海》海报

柯蒂斯的新系列节目《无法让你离开我的脑海》（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是一部真正的史诗，这个由六部分组成的八小时系列节目描绘了社会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起伏过程。他对BBC档案的不受限制的访问使每一集都有一种全能的眼睛，柯蒂斯用它来定位和解释权力，权力的易手使世界连根拔起。

这一切都从大卫·格雷伯的一句话开始，用柯蒂斯标志性的全大写Helvetica加粗字体——“世界上最隐秘的真相是，它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制造成不同的样子”。随着剧情的发展，该系列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个终极真理确实是隐藏的，而不是刺眼的。通过每一集（最后一集重达120分钟），柯蒂斯通过试图改变现代世界的个人故事（从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爱德华·利蒙诺夫，到图帕克的母亲、前黑豹成员Afeni Shakur），从情感上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访谈中，柯蒂斯对《雅各宾》杂志谈了他的新剧集、民粹主义左翼、阴谋论以及他对音乐的热爱。

你给这个新系列起了个副标题：“现代世界的情感史”。为什么是“情感”？

AC：我想对我们为什么对未来感到如此焦虑做出解释。我们知道，我们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感到不满。但没有人愿意提出一个替代方案。我想通过个人主义的兴起来解释这种瘫痪，它让人们感到焦虑和孤独，而个人主义本来是要解放他们的。

在个人时代，我们的感受被置于中心位置，我们被教导说，我们内心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消费主义也回应了这一点。因此，我想描绘一段“情感”的历史，因为我对这样的想法感兴趣：你的感受与你所处的系统有关——这确实是一个被遗忘的想法。

你以前的系列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叙事惯例，但这个系列感觉更像是一个拼贴画，故事以非线性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你为什么选择这样做？

AC：部分原因是我很不安分，我想尝试不同的东西。但主要是因为我想做一些感觉更像小说的东西，一个多部分的小说，就像他们在19世纪时写的那样。

你关注的人物之一是阿布·祖贝达（Abu Zubaydah），他的大脑被中央情报局的酷刑简化为随机的图像。这个系列感觉有点像通过阿布·祖贝达的大脑这一媒介来讲述。

事实上，在影片的最后，我有一句旁白，我说：“我们都变得像阿布·祖拜达的大脑”。但我把它删除了，因为我认为它太用力了，我应该让人们自己去看出来。而我是对的——你确实看出来了。然而，关于祖拜达的问题不是酷刑，而是他在1991年被一块炮弹碎片扎进了他的大脑，并产生了这种影响，他的经历不再有意义。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变成了这样。

这个系列似乎是故意的混乱和无序，但历史也是混乱和无序的。制作一部连贯的叙事电影和保持对历史的混乱描述之间是否有冲突？

AC：我想两者都做。我想描述在个人主义时代生活在历史中的感觉，在那里你要靠自己，并试图使这一切变得有意义。

你描绘了这个个人的时代，它在二战后蓬勃发展，据说解放了社会，但现在你说它正在衰落，作为一个个人不再有趣。精灵能被放回瓶子里吗？

AC：不——你不能把它放回去。人们相当害怕大型的、二十世纪的集体努力来改变世界，这往往导致恐怖。个人时代从大众民主中产生，作为对大众民主的反应。但它实际上导致了被剥夺了权力的个人，他们都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得到它。但我认为另一种东西很快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允许你成为一个有表现力的个人，但也是比你自己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从风险投资基金手中夺回对互联网的控制权，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你经常谈到政治向文化领域的转移，在那里，激进主义只是坐在那里制造大量的噪音。嗯，我对艺术中的激进主义深表怀疑。随着撒切尔和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左翼和自由主义者退缩到了文化中，认为他们可以从那里改变事情。但事情并没有改变。我相信艺术的作用是漂亮地表达它的时代。而有趣的是，它现在就是漂亮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瘫痪。文化是激进主义者依附的安慰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避他们没有任何答案的可怕事实。

新冠病毒将权力连根拔起了吗？

AC：新冠病毒相当残酷地表明，你离权力越近，你就越不可能死亡。这种认识是令人震惊的，它将非常深刻，就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非常深刻一样。

伯尼·桑德斯——以及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都领导了民粹主义左翼运动，试图唤醒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但他们都失败了。你认为那是为什么？

AC：你必须将两者区分开来。桑德斯2016年时是有可能赢得选举的。我记得他说的话语几乎和特朗普一模一样——对白人工人阶级说话，说他们如何被华盛顿的智囊团背叛了。虽然，在2020年的初选中，他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稍微放弃了与自由主义者非常害怕的人交谈。

我对科尔宾真的不够了解，但我记得在2019年选举期间与工党活动家交谈，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对英国脱欧选民的轻视。我没有投票给英国脱欧，但我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战术性的方式，宣告你对技术官僚管理的主流政治的疏离。我知道在萨里（Surrey）有很多喝杜松子酒的上校也投了英国脱欧的票，但房间里的大象是，所有这些前工党选民在自由派大都市人的心目中突然变得愚蠢。

你不能否定这些人，你必须认真对待他们。你不必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必相信他们的种族主义是正确的，但你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理解他们的感受。在美国也是如此，人们把特朗普的支持者斥为被普京愚弄了，让他们陷于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和蓬勃发展的阿片类药物流行中。

你提到普京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系列中，你把“通俄门”的故事与匿名者Q进行了比较，作为对特朗普失败承诺的僵局的不同反应方式。

AC：当你用完了故事的时候——那就是你得到阴谋论的时候。有很多人无法正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不会讲述特朗普是如何被美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选出来的，或者他实际上是非常无用的，没有被深层国家的恋童癖撒旦分子阻挠。我认为这些阴谋论适合《纽约时报》，因为它提高了他们的阅读量，也适合情报机构，因为他们突然被誉为抵抗特朗普的一部分。

回到集体主义，那么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所设想的社会呢？

AC：我们西方人不明白的是，始于1950年代末的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到了1990年代中期，已经完全无法将大众带入其中——也许在伊朗不是，但在逊尼派世界，它已经完全失败。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不是一个强大的运动的结果，而是一个失败的运动的世界末日式的攻击（lashing out）。逊尼派的群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站起来——在埃及没有，在阿尔及利亚也没有。

但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是集体主义的？

AC：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这样的——你如何管理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人组成的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尖叫的小猪——你如何把他们赶到一起？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得到这种干瘪的管理主义（desiccated managerialism）并不是政治家的错——它只是一种拼命对付我们这些数百万只小猪的方式。我们是小怪兽。说真的，我们是。

我想问你关于鬼魂的问题。M.R.詹姆斯有一个故事叫《哦，吹口哨吧，我会去找你的，我的小伙子》，你受到了影响。

AC：那个故事的主人公在海滩上发现的哨子上的铭文——“即将到来的是什么？”（What is this that is coming）——差点成为这个系列的标题。但这并不是一件愚蠢的事情。M.R.詹姆斯在19世纪90年代写这些故事，我认为那是一个与现在相似的时代。大英帝国正在崩溃，有这种恐惧和内疚的感觉，有些东西会回来困扰你。我认为，自从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也有这种感觉。

这有点像马克·费舍尔写的那样——过去的幽灵回来遮蔽了未来。

AC：我认识马克。我们过去经常在利物浦街车站旁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并就所有这些进行长谈。我们在柏林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我想。但是回到这个关于鬼魂的想法，我使用某类人物，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把鬼魂从人们的头脑中逼出来，产生一种新的社会。但是他们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自己脑袋里的鬼魂。

英国脱欧派也是如此，他们被一个虚构的、理想化的英国历史愿景所困扰。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鲍里斯·约翰逊的前顾问，他被认为是英国脱欧运动的策划者）通过民族主义进入英国，这是自由主义者非常害怕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利莫诺夫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如此具有象征意义。

AC：正是如此。利莫诺夫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那就是除非左翼要么利用民族主义，要么创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新神话，否则他们不会有足够的人站在他们一边。

该系列的最后一个信息有可能相当有希望。它说，如果我们能够变得更加自信，那么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愿景。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它听起来像自我帮助（self-help），而你似乎鄙视这种东西？

AC：不，它是自我帮助的反面。它是“停止想象你能对自己做什么，而开始想象我们能做什么来改变世界”。自我帮助的出发点是，你可以通过改造自己来改造社会，但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我希望人们能从自我帮助这件事中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引用了大卫·格雷伯的话。

您的电影有非常广泛的观众，很多心怀不满的年轻人都在观看。你想对一个困惑的、沮丧的16岁少年说些什么？

AC：没有什么。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我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我知道我有这样的观众，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拍《一切都被爱的恩典机器看护着》（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时，我听说孩子们闯入克罗伊登（南伦敦的一个镇）占来的屋，举行通宵派对来观看我的电影。这很奇怪，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突破了。

《一切都被爱的恩典机器看护着》海报

你的电影也可以是很傻乐的。

AC：是的，我可以很傻乐。但你必须做到不露声色。你不能让人们知道你在试图搞笑，因为那并不好笑。但回到最初的问题，也有喜欢我作品的老人。似乎一贯不喜欢的人是那些政治记者。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把音乐放在里面。

我们是时候谈谈音乐了。为什么你要选择曲目而不是使用原创配乐？

AC：基本上，我是想创造一种情绪。但这不是玩世不恭的。它总是我喜欢的音乐。有一段时间，我决定用小红莓乐队的《Zombie》结束这个系列，因为它似乎很合适。但可怕的事实是我不喜欢那首歌。就在这个系列即将播出之前，我躺在床上，想着这首歌睡不着。最后我用This Mortal Coil的《Til I Gain Control Again》代替了它。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

AC：因为它让我哭泣。

音乐是第一位的吗？你是否曾经因为想用某首歌而改变你要写的东西？

AC：总的来说没有。我倾向于使用图像，我会用一首音乐来和它相对，然后有时会调整一些东西来适应这首歌。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但有时它们就是奏效的。在《苦湖》（柯蒂斯2015年拍摄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的电影）中，有一首大卫·鲍伊的歌曲，叫做《The Bewlay Brothers》，我把它放进去，它就成功了。我从来不是逐字的（literal），你看，我是感性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新系列的第一部电影中，我使用了Marlene Dietrich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的德语版本，而最初我用的是由Donovan演唱的版本。

《苦湖》（Bitter Lake）

你还使用了Burial的《Forgive》，他是你原声带中的常客。

AC：是的，那首歌很可爱。但《Come Down to Us》是最好的一首。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之一。不过有很多Burial的歌我不喜欢，因为它太dubstep了。

我喜欢你使用The Specials的《Do Nothing》。那首歌很欢快，但也相当虚无主义。性手枪乐队的来自《The Great Rock ‘n’ Roll Swindle》的《Who Killed Bambi》也是如此。

AC：我想把光头党放进去，你看。我一直认为光头党被说得很糟糕。我年轻时曾是光头党，因为我喜欢雷鬼和ragga（雷鬼分支，结合说唱）音乐。光头党们是模棱两可的人物，而我被模棱两可的人物所吸引。

说实话，很多这样的音乐，它听起来就像“亚当·柯蒂斯音乐”。

AC：[笑]好吧，我想我们都对自己的个性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我对我的写作方式真的不确定。我真的不擅长写作，而且我为之苦恼。但我对我的音乐品味非常确定。

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剪辑过程吗？我脑海中的形象是你——一个人——坐在一个巨大的控制板前，逐渐累积起版权发票。这是真实的生活吗？

AC：与什么相对应？

好吧，只要你打一个响指，你就会有一支学生志愿者队伍为你翻阅BBC档案。但你不会这样做。

AC：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绘制我的职业生涯，它已经完全与一切的数字化相联系。当你开始将图像数字化时，很容易就能快速地旋转它们，这就是我一生都在做的事情。我在很多硬盘上都有数千小时的视频。

你是如何安排你的硬盘的？它们是否标有“黑暗的火车镜头”或“夜晚的城市景观”之类的东西？

AC：[笑]不是。我有一天读到，亚马逊的执行中心是随机存储物品的，因为这样更有效率。我的东西也是非常随机的。我有一个编码系统，但我也有一个视觉图案的记忆，所以我总是知道所有东西在哪里。我的主要规则是，如果它能让我哭，或者让我想跳舞，那么它就有效。

回到你对语言的使用，我喜欢的是你如何以这些宏大的方式说话——你把世界放在史诗般的历史术语中。

AC：你还记得美国民主党初选时的玛丽安娜·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美国作家）吗？我喜欢她，因为她用史诗般的历史术语说话。因为这样说，我和我的美国自由派朋友有很多麻烦。再回到M.R.詹姆斯和“即将到来的是什么？”——这就是即将到来的——有人把这种不确定性和混乱放到大的、历史性的层面上。英国需要同样的东西，我的意思是，现在工党的论述让我想哭。

这是为什么呢？

AC：因为它是在用智囊团设定的功利主义术语说话。政治需要让人兴奋。它可以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可以讲述一个强有力的故事。我们渴望这种故事，渴望这种刺激。

是的，确实有很多基于宏伟理念的革命尝试导致了恐怖的结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它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了。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其他基于宏伟理念和革命的事情导致了令人惊奇的事情：例如美国，或大众民主，或福利国家。这些都是诞生于宏伟的想法。所以，我们在这个悲观的世界里，我们抓住了那些失败的例子，并说这意味着你永远无法改变世界。但我引用大卫·格雷伯想说的是：是的，我们都创造了糟糕的事情，但我们也创造了伟大的事情。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21/03/adam-curtis-bbc-cant-get-you-out-of-my-head-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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