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结局「装台小说简介」

幽暗处的一抹人性之光

——读陈彦长篇小说《装台》

◎傅逸尘

我读作品的时候，并不习惯先读作者及作品介绍，包括许多杂志前面的“编者的话”，也都会被搁置。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颠覆了我的阅读习惯，在读了接近一半时，我突然就翻回到封二的作者简介，然后又将附在小说前面、此前略过的作者创作谈读了一遍，因为我被震撼了。在十余年的文学阅读和研究经历里，我不记得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让我觉得他的生活积淀达到《装台》这样的深厚程度。作品的叙述语言、人物对话、细节描写、人物的生存状态等小说诸要素，都呈现出一种近于原生态般的毛茸茸的感觉，有点类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对生活原生态的追求是一种方法，或叙事策略；《装台》里的生活原生态却是陈彦生活积淀的自在流淌、一种无法扼制的大江东去般的倾泻。

“生活”对中国作家而言，是最不陌生的一个词。陈彦的《装台》清新而厚重，其所写的装台人的生活，给当下文学带来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说《装台》写的是以刁顺子为首的一群装台人，以及刁顺子一家行走艰难的社会底层生活当是不错的。小说没有中心故事，甚至大的情节也不具备，有的是层出不穷、不厌其烦的细节。刁顺子与女儿菊花的矛盾冲突虽然占据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但我认为仍然算不上是中心故事。没有中心故事，或大的情节的长篇小说是不多见的（贾平凹的《秦腔》类似），这使得小说叙事的推进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陈彦是搞戏剧的，编故事，或制造戏剧冲突是他的拿手戏；但他何以弃自己的长项于不顾，只靠细节经营一个40余万字的长篇呢？小说中的冲突是有的，但冲突是无法取代故事和情节的。窃以为，就是因为他的生活积淀过于深厚，小说细节俯拾皆是，不用编，根本写不过来。当然，肯定还有一个小说观念的问题，陈彦有可能认为小说与戏剧在叙事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更认可小说就是生活本身，还原生活的“原生态”才是小说之要义；故事啊，情节啊，甚至人物塑造啊，都是小说的身外之物，在没有细节可写的时候才让那些“劳什子”过来搬弄是非。陈彦不用这些，既不结构，也不编织（当然，这只是貌似，当我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感觉到了陈彦其实是像结构戏剧一般地在精心结构这部小说），只将那堆满了脑海的东西信手拈来，任性地铺开即可。

陈彦显得底气十足，自信满满，文学技巧不差，生活积累就更不在话下。陕西作家骨子里都近乎于这种气质，陈忠实尤甚，而这种绵密厚重的气质对文学或艺术之裨益是不容小觑的。

《装台》是写一群装台人，但主要是写刁顺子和他一家人的生活，陈彦就是以此来结构或经营这部小说的。刁顺子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以及后来的微弱转变，都充分饱满地呈现出来了。换言之，陈彦是以刁顺子为代表，或为典型；那群装台人虽然均有名号，也只是类似戏剧的背景，是跑龙套的角色。这种方法更像是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即将视角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得到稳定的形象，不同距离的物体得以在同一画面上精准体现近大远小的关系。中国绘画却是散点透视，画家观察点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固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需要，移动着进行观察，各个不同点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可以组织进画面中。我觉得以散点透视的方法来结构这部小说可能会更好，或者说会使小说达到更高的文学的意境，也就是说在真正意义上摹写这群装台人，是一组群像。比如说大吊、猴子、三皮、墩子，还有后来加入进来的素芬和周桂荣，小说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经历或轮廓，只需将笔墨转至他们身上，勾勒更多细节即可，我相信陈彦既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生活积淀。

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里，我们最匮乏的是这类作品，《水浒传》《红楼梦》的文学传统被我们丢失了。《装台》将刁顺子与女儿菊花的矛盾冲突当作小说主体，甚至还细致地描写了菊花与刁顺子第三个老婆素芬、刁顺子第二个老婆的女儿韩梅，以及大伯刁大军、准丈夫谭道贵的矛盾冲突。菊花完全与刁顺子平起平坐了，用戏剧人的词儿，她已经抢了刁顺子的戏份与镜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刁顺子。

可是菊花毕竟不是装台人，她也没有实质性参与任何一次装台，她与装台人之间是一种游离的状态。换言之，把她放到任何一部小说中都可以，甚至独立成为一部小说也完全成立。小说不惜如此之大的笔墨着力于菊花显然与《装台》严重错位，甚至亦可谓这部小说最大的败笔。小说名曰《装台》，装台过程写得也很多很细，但装台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却没写出来，有的也只是斗斗嘴一类的皮毛。显而易见，这样的结构已经偏离了小说叙事的主体。

作为剧作家，陈彦何以没有将戏剧写作的诸多方法挪用到小说之中？我以为，根本原因盖为对刁顺子等装台人生活的谙熟所累，换言之陷得太深，以至于难以跳脱。

由于与刁顺子们拉不开距离，陈彦甚至无法使用文学与戏剧的诸多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以至于让我误以为，刁顺子们就是原生态的生活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未经艺术加工的生活素材。这无疑阻碍了《装台》的文学性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而刁顺子，原本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学新的典型人物形象，终究因过于“扁平”而没能达至可能的艺术高度。

刁顺子这样一个人，我们还要求他怎样呢？他本来决意放弃，不再装台了，但这群装台人却需要他，尤其是大吊女儿的不幸遭遇，逼使他重回带领大家讨生活的装台旧途。刁顺子已经将生命所有的那一抹人性之光全部燃烧殆尽。从开头到结尾，小说数次细致描写了蚂蚁搬家的过程，其象征与隐喻意味似乎不言自明。

周宪在《思想的碎片》一书中说：“文学生产对社会文化的外在功能，就呈现为它能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精神。”陈彦及其《装台》将在哪些层面上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精神呢？作为作家的陈彦和作为批评家的我都无力回答，暧昧的时间或许会作出最后的抉择。

（作者系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本文经傅逸尘授权，选摘其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项的评论集《文学场：反诘与叩问——新笔记体批评》，有删节。）

编辑 李洁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