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荒寺音乐「月落荒寺评论」

《月落荒寺》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哀歌。小说以车祸开头，给叙事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车祸的描写是颇有深意的：伤者被抢救，而死者无人问津；所幸的是，死的不是主人公；随后的一系列铺陈，继续给书的基调打上了一层荒凉的底色：“打点滴”的枯树、“纯洁而忧伤”的彼岸花……

格非新作《月落荒寺》

宜生：知识分子的价值危机

《月落荒寺》的主人公林宜生，是个大学哲学教授，典型的知识分子。小说主要围绕他展开，讲述了他的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婚恋关系。

作为哲学教授，林宜生自然可以看懂很多高深的哲学书，但是他却看不懂伯格曼的电影《犹在镜中》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镜子》。这两部电影都涉及“镜子”，而镜子是自我的隐喻，相当于说知识分子无法认清自我。

伯格曼的《犹在镜中》

林宜生的前妻白薇出轨加拿大教授派崔克，但林宜生的抑郁症与此无关。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他为什么抑郁，也许只是现代人的工作压力所致？

离婚后的林宜生，因为要给儿子伯远找家庭老师，遇到新东方英语老师楚云。随着楚云的出现，林宜生的各层社会关系渐次展开，楚云也逐渐开始进入林宜生的生活圈。林宜生第一次向楚云挑明欲望，是在梁启超墓园。这里的反讽意味非常强烈，梁启超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和先行者、近代人文精神的鼻祖，如今成为了男女欲望的滋生地。而“坟墓”这个意象，同时也预示了这段关系的命运。

离婚后，林宜生面对着儿子伯远的诸多青春期问题。林宜生企图用自己的博学和哲学智慧对儿子进行说教，但毫无用处。口吐莲花的哲学教授林宜生在全国各地的讲座中吸引了一大堆中年妇女粉丝，却吸引不了自己儿子的目光，既说明哲学已经无法吸引年轻人，哲学的传承岌岌可危，也预示着哲学家已经沦为古希腊所谓的“靠贩卖知识”为生的“智术师”。 林宜生骗取了大众粉丝的信任，但似乎瞒不过家人的眼睛，母亲对他的评价是：“道貌岸然、腐化变质、不忠不孝的衣冠禽兽。”

林宜生与官员李绍基因双方妻子生产时偶遇，随后成为密友，良好关系从未中断过。林宜生帮李绍基改文章，李绍基则回赠收受的香烟，知识和权力结成了牢固的联盟。

林宜生凭借自己的知识和口才四处走穴，此外，他的朋友中有个音乐圈子，里面与其说是比拼音乐鉴赏，不如说是拼器材、拼烧钱。哲学家、艺术家的价值，不再以内在的思想、审美来衡量，而是以金钱来衡量。

一日临睡前，林宜生读到卢卡奇的一段话：“在不断消逝的时间框架内，个人在堕落”。这几乎是一句判词。堕落，已成为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价值危机。林宜生的抑郁症，其实是价值危机的症候。

卢卡奇

反讽的是，价值观的危机，并没有由人文科学的桂冠哲学来解决。作为哲学教授的林宜生，反而去求助于前沿科学心理学。而他自身的危机，最终不是靠一种更高的价值来解决，而是接受了心理学的诊断和方案。心理医生安大夫认为“搞与没搞，结果没有多大区别”；与之对应的是，加拿大教授派崔克（林宜生前妻白薇的出轨对象），在讲授英美的语言哲学时同样认为，在语言情境中，表达的是一种情绪，而对区别没有任何兴趣。可以说，现代哲学与心理学达成了某种学术共谋，不再对传统的“区别”感兴趣，而着眼于个人的情绪、感受，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价值差异不再重要，首要的是人的欲望。

楚云：异化时代的精神象征

楚云，从某种意义上是小说的真正主角。

小说从结构上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楚云的存在，后半部分讲楚云的消失。在楚云存在与消失的一瞬，格非特意将其重复叙述了两遍，分别在开头和中间部分。认真比较两段叙述中的细微差别，会发现格非的用笔意味深长。第二次叙述在第一次叙述特意点出的“红色袜子”上，又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象“野桑树”；另外，第二次叙述增加了一个人物赵蓉蓉。

读到后面，你会发现，这些细小的变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红色袜子”、 “野桑树”，这两个意象后来推出了一个完整的画面；赵蓉蓉并没有真的出现，但楚云却真的消失了，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此消彼长的对应关系？这部小说，真的是把伏笔、小细节玩到了极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构思精妙堪比施耐庵。

言归正传，之所以说楚云是真正的主角，除了小说结构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楚云身上涵盖着特殊的精神内涵。

“这个酒吧是专为您一个人开的”。小说两次提到酒吧是专门为楚云开的。在卡夫卡的著名短篇小说中《在法的门前》，法院的门房同样对K有如此一说。现代性的荒诞感和荒漠感在此瞬间凸显出来。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就是专门为楚云写的；而楚云这个人物的出现，又是专门为林宜生而来的。

此外，楚云在小说后半部分消失后，只与林宜生的朋友、古典音乐发烧友林庆棠有短信联系。楚云还向他推荐了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托比》（又译《抄写员巴特比》）。正如格非借林宜生之口所说，《抄写员巴托比》的中文翻译很差。笔者曾经看过话剧版的《抄写员巴托比》，在剧中，主角巴托比是阙如的，唯有阙如，更彰显其存在；符号化的桌子，一人化众身式的诸位抄写员，凸显着将人工具化的异化主题；作为助手的巴托比，有点卡夫夫《城堡》中那个助手的荒诞感，一直压迫着作为老板的叙事者，让人颇有种浮士德与魔鬼对峙之感。

楚云的推荐当然不会是漫无目的的。为了了解楚云消失的原因，林宜生阅读了这部小说，“受到了极大震撼。”但林宜生似乎仍不能完全读懂楚云，他照例看不懂楚云留下的一部匈牙利电影《撒旦探戈》，而那段八分钟左右的音乐视频带给他的，只是卧佛山庄的那段关于欲望的回忆：他与楚云第一次发生关系。

《撒旦探戈》

楚云身上具有浓重而又神秘的基督教气质，她是小说里唯一提到“原罪”的人，也唯一点出马丁·路德的圣歌创作的人，甚至她的出生——“搁在一只草篮中”——，都有点像《圣经》里的摩西。联想到卡夫卡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楚云身上的宗教气质，作为异化时代的精神象征，是不言而喻的。

题解：灵魂结构的辩证法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题目大都蕴涵着很深的寓意。

书名《月落荒寺》，源于德彪西的一首曲子。这里的“月”，与毛姆的名著《月亮与六便士》有相似之处，都可以寓指一种超拔的艺术精神。不过，与毛姆略有不同，月落荒寺，不是像月亮与六便士那样，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二元价值，而是代表高贵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小说对月落荒寺的正面描写，抛开偶尔提及的，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布的地方大概是开头、中间偏后和结尾，就像一部完整的曲子。

第一次是在楚云首次参加林宜生朋友圈的聚会，话题是音乐，最后变成了楚云和音乐发烧友杨庆棠的单聊，在这段描述中，楚云由音乐上升到宗教，讲到了马丁. 路德的圣歌创作，把熟知音乐的杨庆棠和熟知哲学史的林宜生都给说懵了。杨庆棠和林宜生似乎都囿于自身的专业，缺乏整全的视野。

第二次出现在林宜生看心理医生时引出的回忆中。这段回忆揭示了林宜生在黄山脚下一个小村落里发生的一段隐秘往事：林宜生在欲望的驱使下与朋友妻赵蓉蓉发生了关系。这段羞耻的往事成为林宜生抑郁症的根本性病源。

第三次出现在临结尾处，那是杨庆棠在圆明园附近的正觉寺举办的一次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的参加人数最多，楚云再次出现，但没有和林宜生见面。

“月落荒寺”的这三次出现，就像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一样，出现了正、反、合的结构。第一次，是对“月落荒寺”的正面抽象描述，这里的“月落荒寺”精神品级是最高的；此后的第二次，精神品级急剧下坠，并以隐秘的姿态道出了知识分子“不可说的秘密”，知识分子的价值危机源于无法抵挡欲望的诱惑；第三次则是一次中道的和解，在场的听众虽然划分为贵宾席和散客席，但最终在音乐中实现了众生的无区别平等，而代表最高精神品级的楚云在房间里听完这场音乐会，显得既在场也不在场。从这里读者不难看出，黑格尔的正、反、合是螺旋式上升，而小说的正、反、合与之相反，是螺旋式下降，这种下降，其实正道出了格非对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状况的判定。

拜泽尔在《浪漫的律令》一书中说道：“庸人将自己投身于一种舒适的生活，若他看重艺术，那只是为了消遣；若他信教，那只是为了缓解他的苦难。”这段话恰当地描述了人文精神的下降所导致的庸人附庸风雅的境况，无论是音乐，还是宗教，都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到人的灵魂。

对话：多元价值的诸神之争

现代社会是个多元价值的社会，各种价值，不分优劣，都寻求自身的话语权。格非有意将多元价值的比较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或交往凸显出来。

楚云和他哥哥辉哥之间，表面上亲密，其实内里存在根本性冲突。楚云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基督教的思想。而她哥哥，则代表了某种佛教的思想。在第一段茶社的场景描写中，楚云明显对佛教用语“曼殊沙华”表示不屑。在关于性的描述中，楚云是将其作为耻辱的情形来叙述的：“令人羞耻的身体秘密”。而在辉哥关于“鸠摩罗什”的描述中，性似乎被鸠摩罗什的吞钉化解了：鸠摩罗什接受了12个宫女，其弟子纷纷效法；鸠摩罗什深感忧虑，遂吞钉明志，责令弟子效法。佛家讲：“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只要有“吞钉”般的严酷信仰，欲望本身，似乎也可以披上一层佛光。佛教信仰与现实之间可以融洽相处，也为辉哥后来从黑社会迅速洗白，奠定了价值论基础。同样可以观照的是官员李绍基，失意时学佛出世，得意时迅速脱佛入世，也体现了佛学在芸芸众生中的工具价值。

哲学也并非平板一块，不同哲学之间，本身就有冲突演变的可能性。林宜生的读哲过程颇值得玩味，由康德、海德格尔回到老庄、王阳明和佛学。上个世纪90年代格非写《欲望的旗帜》时，里面提到的哲学家是斯宾诺莎，顺着这条思想路线，可以看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从早期启蒙思想家斯宾诺莎、到成熟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再到批判现代性的海德格尔，最终回到了国学，但这里又不是有社会担当的儒学，而是讲究人生哲学的道与释。从人生哲学，到市场化哲学，也就一步之遥了。

科学与哲学的对话尤为重要。近代以来，哲学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科学，哲学在认识论领域被科学挤出，随着认识论基础的不稳，价值论领域也出现了虚无主义的征兆，于是，就有了老贺的科学家父亲对哲学教授林宜生的请教或说质疑，人文学者为什么要写负面或阴暗的东西？这次对话，是林宜生最认真对待的一次，也是他真正秀家底的时候，他先后引用了萨特、尼采、福柯的观点，意在说明，疯狂本身就是文明的产物；而绝望和虚无，是自我觉醒的必要前提。应该说，林宜生的智性水平，已经看清了现代社会的真相，但是智性的认识，并不必然导致灵魂的转向，知行未必能够合一。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只在林宜生的学术履历中一闪而过后，就再也没有出现。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断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一语成谶。

此外，还有其他层面的对话。比如涉外层面的，小说刚开始死的是外交人员，意味着国家层面的外交淡出，而民间层面的外交凸显：留学或出国。无论是白薇在加拿大滑铁卢遭遇婚姻“滑铁卢”，但仍旧认为外国比中国好，还是蓝婉希在美国留学，却数落美国的不是而称赞中国的好，都是个人的选择与个人的遭际发生反差后的一种情绪的表达，都是基于一种虚假的自尊，而并非出于真实的、理性的思考。

小说中的对话，大多是无疾而终的。多元价值之间，似无沟通的可能。无效沟通发展到极致，就是人与动物可以沟通，但人与人之间却是恶言相向。小说中，陈渺儿的爱犬小海，从食物中毒、医院抢救，再到互联网求助，直至最后“狗带”、举行葬礼，辛辣地讽刺了人不如狗的荒唐现象，以及中产阶级的内心空虚和伪善面目。

时间：存在的去蔽与遮蔽

抛开七年之后的那个彩蛋，小说的结尾发生在圆明园附近的正觉寺，林宜生和楚云没有见面就彻底分开了；而林宜生和楚云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梁启超墓园附近的卧佛山庄。梁启超墓园、圆明园，小说似乎有意让时间不断回到近代史的开端，就像尼采所说的“永恒复返”，让一场当代的情欲事件，披上一层历史的外衣，从中凸显出时间的意义。

尼采

结尾之后，小说还写了一个彩蛋：七年之后的早春时节，一切似乎都变得如春天般美好：“宜生和妻子回了趟苏州老家，与母亲达成了和解。”在“顺道去邓尉赏梅”的路上，林宜生再次遇到了楚云一家三口。感伤之余，林宜生心里盘算着，如果不得不向楚云介绍自己的妻时，“要不要撒个小谎，隐瞒一下她的真实身份”。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充分体现了格非力图让小说保持神秘感的创作意图。不过，读者可以行使一下刨根问底的权利，追问一下这个妻子到底是谁？看来很可能是前妻白薇？因为林宜生的儿子伯远毕竟提过让白薇和宜生复婚的建议，如果复婚，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倒也不失为一个大团圆结局。但如此的话，就削弱了文本的意义。会不会是赵蓉蓉呢？小说至始至终刻意地不让楚云和赵蓉蓉见面，而赵蓉蓉在某个场合又表达了想再婚的意图，此外，更关键的是，如林宜生的心理医生安大夫所言，林宜生要想摆脱抑郁症的困扰，就得抛弃对“纯洁人格”的不切实际的人设。在楚云和赵蓉蓉之间，在精神与欲望之间，选择欲望，让曾经“不能说的秘密”不再是秘密，才能让林宜生坦然接受这个混乱无趣的世界、恢复所谓的“正常”。

知识分子从“不能说的秘密”的良心不安和羞耻中走出，到坦然拥抱这个秘密，表明了人文精神的下坠。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纯洁、更美好。正如书中所提到的卢卡奇关于“时间”的论断：“时间因此成为无所顾忌的无情机器，它摧毁、废除、毁灭所有个人的计划和愿望、所有的个性以及人格自身…”

小说的最后，大家都回归生活，安详而宁静，似乎也与生活达成了和解，大家似乎都治愈了。但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在如今的医学界，‘治愈’这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现代医学所孜孜以求的，只是‘维持’而已。”

在正觉寺的最后一场“月落荒寺”音乐会上，大家在音乐的感染下噙着泪水，此时，插入歌德的这么一句“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术语说，这是存在的去蔽和敞开。只是，这句话反过来恰恰证明了，除去偶尔一瞬的例外，我们的日常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的被遮蔽。

海德格尔

症候：精神死去，欲望复活

《月落荒寺》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他们的精神状况，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症候。小说从人的死亡开始，随后是婚姻的死亡、亲情的死亡、人文精神的死亡。小说的结尾是复活：亲情复活了，婚姻复活了，人文精神似乎也复活了。

可是，真的复活了吗？

如果说格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欲望的旗帜》暴露出的是知识分子赤裸裸的欲望的话，那么《月落荒寺》则给这层欲望涂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将其隐藏起来，变得精致，变成“不能说的秘密”。 可以说，《月落荒寺》是对《欲望的旗帜》主题的继承和深化。

许纪霖曾在《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一书中说道：“当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兴起并直接威胁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原则以后，启蒙运动中的世俗主义和人文精神便分道扬镳，欲望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成为互相冲突的旗帜。”月亮在上，荒寺在下，分道扬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一旦月落荒寺，欲望便借精神之名而行：精神死去，欲望复活。